禁止令的适用及有效执行

——杨富强抢劫案

要点提示：禁止令是执行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，是对管制犯、缓刑犯的刑罚执行过程中具体监管措施的重大创新。依法正确适用禁制令，对于直接体现宽严相济刑罚制度，进一步充分发挥非监禁性刑罚在监管、教育、改造、挽救失足犯罪人员的重要作用，并进一步有效惩治预防犯罪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但如何使禁止令得到正确的适用并有效执行，则亟须更为具体可行的规定。

案例牵引：

信宜市人民法院（2011）茂信刑初字第50号（2011年5月11日）

一、案情

公诉机关：广东省信宜市人民检察院。

被告人：杨富强

杨富强，系广东省信宜市人，年仅15岁，原本一直与父母在广州生活，因沉迷于网吧而辍学，后因小事与父母发生争吵后就赌气一人回到信宜生活。杨富强到信宜后打电话告诉父母自己住在朋友家里，其父母信以为真，而实际情况是杨富强在信宜的网吧认识了社会青年阮泊彪、陈华生等人。阮泊彪等人邀请杨富强一起在出租屋居住，并包吃包住。后来阮泊彪等人商量要去抢劫，就叫杨富强一起参与，而杨富强因为被他们包吃包住，面子上过不去，为了所谓的“朋友之情”就决定参与了抢劫。2010年9月28日凌晨，阮泊彪伙同任禄强、陈华生、陈生、陈宁宁及被告人杨富强经密谋，先由阮泊彪和杨富强进行踩点，然后由阮泊彪与同伙驾驶一辆车牌号为粤K399G9的125C男装摩托车，携带水管、剪钳、螺丝刀等作案工具，到信宜市水口镇双狮信塘口水泥路附近山边，用铁水管打烂钩机驾驶室的玻璃，然后用电线将守钩机的裴某成的手脚捆绑，当场抢得钩机配件电路板和仪表台等零部件，钩机电池两个，被害人裴某成的七喜牌手机一部，男装红色125C摩托车一辆。得手后，六人迅速逃离现场。经信宜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，被抢物件价值人民币28365元。

二、审判

法院审理后认为，杨富强的行为已构成了抢劫罪，但其实施犯罪行为时未满十六周岁，且是从犯，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。杨富强的父母及村委会书面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，表示会对其严加管教。为此，法院依法以抢劫罪判处]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，并禁止被告人杨富强在缓刑考验期内进入营业性网吧、娱乐场所，外出必须经监护人同意，非经监护人同意，不得在家庭外留宿。同案的其余五名被告人阮泊彪、任禄强、陈华生、陈生和陈宁宁亦被处以相应的刑罚。据悉，对杨富强发出的该条禁令，系茂名法院系统发出的首张未成年人禁止令。

三、评析

1、禁止令适用的现实意义。禁止令是执行非监禁刑的监管措施。禁止令的适用对象是被依法判处管制、缓刑两类非监禁刑的犯罪分子，其制度的建立是对管制犯、缓刑犯的刑罚执行过程中具体监管措施的重大创新。在社会效果而言，实行禁止令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项重要内容。依法正确适用禁止令，切实保障和强化管制、缓刑的刑罚效果，对于直接体现宽严相济刑罚制度，进一步充分发挥非监禁性刑罚在监管、教育、改造、挽救失足犯罪人员，避免交叉感染，实现早日回归正道，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的不可替代功能，进一步推动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，维护法制权威、有效惩治预防犯罪，确保社会稳定和谐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但如何将禁止令适用及执行真正落到实处，需进一步研究及制订更为具体可行的规定。

2、正确合理适用禁止令。法院宣告禁止令要有针对性。法官应当准确理解掌握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十一条规定，对于被判处拘役、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“犯罪情节较轻”、“有悔罪表现”、“没有再犯罪的危险”、“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”4个条件的“可以宣告缓刑”及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、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“应当宣告缓刑”的宣告非监禁刑原则，确保宽严相济恰如其分。其次是针对矫正。宣告禁止令的内容与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、矫正目标相一致，有明显相应的针对性。犯罪分子的犯罪原因、犯罪性质、犯罪手段等，是非监禁刑期间宣告禁制令具体内容的根据。禁止令是针对性矫正犯罪行为的强制方式，是针对性防止重新犯同类罪的隔离墙。如本案中15岁的被告人杨富强犯罪分子是因网瘾走上犯罪道路的，法官裁定其禁止其进入网吧确有必要。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：“人民法院根据犯罪，认为从促进犯罪分子教育矫正、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出发，确有必要禁止其在管制执行期间、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，进入特定区域、场所，接触特定人的”，可以依法宣告禁止令。因此，在斟酌是否宣告禁止令时，要根据对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和个人情况的综合分析，准确判断决定是否适用禁止令。

3、切实确保禁止令的刑罚效果。禁止令的效果最终还得看执行情况，因为禁止令终究只是一纸命令，如果禁止令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遵守，则不仅影响禁止令的效果，更影响司法部门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。目前我国在监外刑罚的执行和落实上，还存在较大薄弱环节。被告人一旦被判处管制或缓刑，一般是由社区矫正机关来执行对被告人行为的约束，很容易脱离司法部门的监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社区矫正机关能否正常履职，成为禁止令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关键。问题是，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机构恰恰存在着不完善：一方面是很多社区还没建立社区矫正机构，另一方面在人员的配备上也是十分不足。与此同时，对犯罪分子的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检察机关、法院、公安机关都有相应的职能分工，但现在各方的信息共享与联动还需不断沟通磨合，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禁止令执行的效果。一是尽快出台相应的操作细则，明确公检法司各部门的职责分工，促进衔接配合，实现信息共享与联动；二是拓宽监督执行渠道，构建禁止令执行社会网络体系，促使街道办事处、居委会、学校乃至工会、团委、妇联等部门参与进来，构筑一张协助执行和信息反馈的社会网格，并明确各部门的相关社会责任，以及监管不到位的责任追究机制，加大对服刑人员的监督和心理威慑力度；三是致力于建立一支职业化、专业化的禁止令执行队伍，同时不断利用高科技手段，对被执行者实行监督，并要求其定时汇报自己的行动情况，并要有相应的人证物证，从而确保执行效果。